建党100周年学习三部《简史》

为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深化“四史”的宣传教育，引导我院师生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好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文学与传媒学院学党史专栏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简称三部《简史》）为学习重点，辅助大家学好历史、用好历史、学用结合，有力促进学史视野更开阔、明史脉络更清晰、思史理解更全面。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选学

01

一、党的八大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这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紧迫形势后，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1956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

《改革开放简史》选学

02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面拨乱反正工作也由此迎来了新的局面。

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推进全面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度因为“两个凡是”而推进困难、进展缓慢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工作步伐。

这其中，影响最大、最受人关注的就是平反刘少奇一案。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刘少奇含冤病故，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早在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的冤案进行复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求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呼声更加强烈。然而，由于刘少奇一案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尤其是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此案的平反工作一直未能取得进展。

1979年4月，在邓小平、陈云等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复查工作正式启动。复查组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刘少奇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最终以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此后，因刘少奇问题受牵连的近3万人也得以昭雪。

到1982年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平反、纠正大约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47万多名党员党籍，撤销12万多名党员受到的处分，解脱了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冤假错案的大规模平反是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具体实施，使得党和国家由此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迎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40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

为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这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和解决地、富子女成分问题。

过去，地主、富农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起被划归为“四类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都是被重点纠察和改造的对象。虽然在“文革”前，已有很多地主、富农分子被陆续改变了成分。没有办理改变成分手续的，绝大多数也已成为守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蓄意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少已经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遭到迫害。他们的子女，甚至第三代、第四代也被当作地主、富农分子，备受歧视，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都无法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这份决定全文不过676个字，却直接改变了全国几千万人的命运。据统计，1977年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至1980年年底，全国只剩有地主分子4万余人，富农分子2万余人。1983年7月到1984年10月，对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79260人，进行评审摘帽。《决定》使得全国先后有大约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有大约2000多万人结束了30年来备受歧视的生活。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们，终于从“惟成分论”“血统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此外，中央还决定对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甄别改正。到1981年上半年，全国共改正54万多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被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到1981年11月，全国共有70多万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恢复了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这一系列社会关系的调整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为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

随着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好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认真全面总结的必要性逐渐显现。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作总结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重要讲话，以对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作初步的总结。9月29日，叶剑英的讲话发表，引起党内外广泛共鸣和高度关注，这促使中央作出决定，以《讲话》为纲要，立即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9年11月，《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决议起草工作一启动，邓小平就确立了3条基本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经过近1年时间的紧张写作，1980年9月，起草小组交出了6万字的《决议》未定稿。10月，党内组织了4000名高级干部对决议稿进行了1个月的讨论。讨论中的热点和焦点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应该肯定毛泽东思想，但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极端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对此，邓小平坚决抵制住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他表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历时20个月，数易其稿，经过党内多次大小范围的讨论和修改，《决议》起草工作终于完成。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选学

03

空想社会主义是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是早期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启示，特别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成就。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古代的炼金术士一样。恩格斯也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产生不久，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批判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弊病，把这个制度日益加深而又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到了人们面前。他们都抱着深切同情无产阶级的态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和无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诉说了遭受剥削和奴役的重重苦难。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三次引用莫尔在《乌托邦》中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就曾拟定过出版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优秀著作的计划。当时出版的由恩格斯翻译并写了前言和结束语的《傅立叶论商业片断》，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过渡时代”；傅立叶郑重提出，应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欧文则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进行人类事业中的巨大变革。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控诉，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资本主义血泪发迹史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时代“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但是他们“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体现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改革开放简史》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