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0周年学习三部《简史》
为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深化“四史”的宣传教育，引导我院师生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好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文学与传媒学院学党史专栏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简称三部《简史》）为学习重点，辅助大家学好历史、用好历史、学用结合，有力促进学史视野更开阔、明史脉络更清晰、思史理解更全面。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
01《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选学
三年困难时期与经济调整恢复
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农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为了战胜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节俭财政支出，稳定市场物价，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随着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我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新的起色，逐步开始恢复。
提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得不提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八字方针在1961年初八届九中全会上被批准后，谷牧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十人小组”成员，而“十人小组”负责的正是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和措施。在《谷牧回忆录》中，谷牧对于“八字方针”的提出以及其后致力贯彻的情况有着详尽描述。
“八字方针”的提出
据谷牧回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1960年12月13日便已提出。那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各位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开会，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进行总结。
在此之前，按照谷牧所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大跃进’”，“‘反右倾，鼓干劲’，把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推向新的高峰，出现更大的‘大跃进’”。
“更大的‘大跃进’”最直观的体现是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如要求1960年工业增长40%以上，钢要完成2040万吨。而据谷牧在回忆录中记述：1958年，按公布的数字完成了1070万吨的钢的任务，实际上好钢最多只有800多万吨。
“这个回合的‘大跃进’，在‘反右倾’的压力下以更大的规模持续了一年多。结果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更大的破坏，加上农业严重遭灾，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因营养不良发生的浮肿病，不少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提高。”谷牧回忆，到1960年冬季，实在难以为继了，不得不被迫停了下来。
在此背景下，在前述1960年12月13日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归纳与会人员的意见，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解释说：“‘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提高’就更容易懂了。”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据谷牧回忆，周总理曾说：我们做错了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座的各位都在内。许多事情是我们提倡的……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应当主动改正。
1961年1月，八字方针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得到批准，谷牧认为这宣告了“大跃进”的结束。距离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已经过去3年多。
谷牧在回忆录中分别记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吞吞，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
周恩来则说，“许多事情不能只责难地方，也不能只责难部门，我们也有责任。各部有没有封锁我们的地方？把困难挖出来，比封锁着好。否则，主席问我们，我们只得说如此如此，结果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事实却是如彼如彼。”
其实，不止于“八字方针”，谷牧回忆说，“在毛主席主持下，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组织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果断的方针和措施。调整农村政策，整顿人民公社，下达《农业六十条》；调整工业，坚决把高指标降下来，整顿工业企业，制订了《工业七十条》；对科学、教育、文化也进行了调整，先后发出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
“八字方针”得到批准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周恩来在1960年12月就曾有言，“执行这八字方针，任务是很紧张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地有秩序地有计划地进行。”
“十人小组”的成立与贯彻“八字方针”
正是在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宣布成立“十人小组”，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这次中央全会确定的方针和措施。
谷牧回忆，“十人小组”“成员有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并明确‘薄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会后不久，一波同志病了，由我组织‘十人小组’开展工作”。
如谷牧所言，“十人小组”担负的任务实际是全国的生产建设调度。“在当时物资匮乏、经济运行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它所处理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十分紧迫的”。
“上海的煤只有两天库存，‘鞍钢行将停炉’，某个城市的‘电厂告急’，某个地方‘粮食供应发生问题’，‘军情’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谷牧在回忆录中直言，“工作难度非常之大。”
在回忆当年“十人小组”办公情况时，谷牧记述道：
周总理让我们在中南海北门对面养蜂夹道（现在叫文津街）搞了个办公室。白天，我们各自在本机关工作，晚上到这里集中办公。当时，国家财经情况十分困难，市场供应匮乏，我们也吃不大饱。经周总理批准，我们每晚开会结束后，可以免交粮票、钱票吃到一碗面条。每天晚上我们开会时，总理都派他的秘书顾明同志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同志回去的汇报，对有些问题还要连夜追询。经常有这样的情景：我深夜回到家，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红机子电话响了，一接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
为解决“工交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最紧张最突出”的煤炭生产供应问题，谷牧在1961年4月到京西矿务局等几个煤矿做调查，并据实向中央报告说：“粮食定量不足，劳动服不耐穿，洗澡没肥皂，看病拿不到药品，下井工人无酒喝……很难巩固职工队伍。”报告建议，要设法实行特供，照顾矿山工人。
“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报请领导批准，由国务院转发了我们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直属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几项决定》，对提高井下工人粮食定量、食油补助、保证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包括每月供酒两瓶），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谷牧回忆。
到了1961年8、9月间，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周恩来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经济调整的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
谷牧回忆，“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日这半个月里，周恩来就找他和“十人小组”的其他同志讨论问题达6次之多。
时间到了1962年，谷牧认为，这是我党认真贯彻经济调整方针、坚决退够的一年，也是经济情况由极度困难发生转机的一年。
1962年1月，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时间是不行的。
据谷牧回忆，会议决定对调整经济采取果断措施，包括大批精简职工、大幅度降低计划指标、大规模压缩基建、大力抓轻工市场和农业等等，整个形势很快出现良好转机。
02《改革开放简史》选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在走过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对于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有了较深切的体验。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这样分析我国国情: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党在调整中坚决纠正前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并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根据党中央建议，国务院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这次调整，除理顺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外，更着重于纠正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全党对“左”的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方针，要求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套老的做法，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步伐。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多少带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二十多年来农村生产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结果。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长期没有大的改变。为了能够解决吃粮的基本需要，农民群众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屡起屡落。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农村出现的改革势头，虽引起一些人议论纷纷，却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四川省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加。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对劳动力统包统配、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03《社会主义发展简史》选学
社会主义在空想的原野上星火传承了300多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空想社会主义的自身缺陷更加凸显，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障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呼唤着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先驱们的宝贵思想材料，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人类思想史和人类解放史上的一次壮丽日出。
一、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理论和实践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都出身于文明富足的家庭，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马克思还接受了当时德国最好的高等教育。后来他们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逐步转变了自己的世界观，超越了原来所属阶级而转向无产阶级立场，并立志终生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服务，共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他们各自完成了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这是他们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也是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述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斗争历程和历史使命。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更深入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伟大发现和系统阐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厦奠定了两大基石。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清算“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开始的。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已经开始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理论，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公开出版了《神圣家族》，开始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全面批判。他们指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阐述了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看到了物质利益的作用，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初步论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分析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神圣家族》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前奏。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深入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入阐发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不是纯粹思想的产物，而是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人运动实践的推进，及时进行新的总结，形成新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五、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也是在同工人运动内部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侵蚀，不断扩大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