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0周年学习三部《简史》
为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深化“四史”的宣传教育，引导我院师生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好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文学与传媒学院学党史专栏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简称三部《简史》）为学习重点，辅助大家学好历史、用好历史、学用结合，有力促进学史视野更开阔、明史脉络更清晰、思史理解更全面。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选学01
今天推出“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之四：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与对外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恢复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发展；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一幅全新的作战图景：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指挥控制系统和侦察监视系统、精确制导武器、隐身飞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制约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无法回避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战争迈向信息化战争的转折点，引发了世界性军事变革浪潮。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紧紧抓住“打得赢”“不变质”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相继作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和部署，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改革中不断迈出新步伐。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个总要求，对全军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通盘筹划和推进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海湾战争爆发后，江泽民三次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研讨会，提出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打，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通盘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军事战略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了发展方向。200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任务，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法规。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制定颁布《军队党委工作条例》和《党支部工作条例》，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一致。全军广泛开展“四个教育”、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主题教育，使全军官兵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保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底，全军体制编制进行了初步调整精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通过精简和调整，陆军部队的比重下降，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比重上升，向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装备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初步理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初步达到了精简员额、收缩摊子、优化结构的目的，为进一步实现“精兵、合成、高效”创造了条件。
军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逐渐显现。1998年7月，党中央果断作出军队一律停止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消除了很多隐患，对于维护军队良好形象、促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重点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是对人民解放军建设新模式的确定。
全军积极探索军事训练的新路子、新模式。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系列军事演习，探索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既锻炼和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97年，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开展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三两招”活动，这是新时期群众性科技练兵的雏形。1998年9月，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举办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的集训活动。2000年10月，总参谋部在四个地区联合进行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砺剑—2000”演习。这次演习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交流全军部队科技练兵的最新成果。这是1964年大比武以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军事训练成果交流活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迈出了历史性的新步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针，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努力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装备部。全军装备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国防科技方面，坚持科研先行，积极开发国防关键技术，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微电子、信息、传感、通信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为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中央军委对全军院校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军事人才培养逐步走上军队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并行的道路，使全军各级指挥员的专业文化素质大为提高。军队后勤保障体制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1998年，中央军委作出先实行军区联勤体制，再逐步向大联勤体制过渡，最终建立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体制的战略决策。全军从2000年1月1日起试行三军联勤体制。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对兵役制度和士官制度进行了改革。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兵役法的决定，对兵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实行“两个结合”兵役制度，把志愿兵制度提升到与义务兵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缩短了义务兵服现役期限，完善了预备役制度。这是保证新形势下兵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大举措。1999年6月颁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对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12月1日起，新的士官制度开始实施，人民解放军士兵队伍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士官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参与大量扶贫和抢险救灾工作。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筑路修桥和抗洪抢险第一线，都有官兵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身影。
《改革开放简史》选学02
我们发展的道路很不平坦，发展的成绩很不平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十七大的日子里，回首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这些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有效抑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五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一个新台阶。这些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团结奋斗的壮志豪情，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坚定信念。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国民经济朝着又好又快发展的方向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发展方式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
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三农”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粮食生产连续三年保持增长。工业结构继续升级，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不断扩大。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作用，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第三产业稳步发展，消费增长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减排大力推进。国家出台了多项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去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实现了三年来的首次由升转降，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2.8%。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经济效益继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持续增长，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加，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2002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70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476元增加到3587元。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针对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党中央、国务院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适时调控，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经济连续几年保持了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态势。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任务。目前，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社会发展滞后的制约。发展中的问题正在科学发展中逐步解决。实践证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我国国民经济就必定能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选学03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昭告全党:“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论断揭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实和基本国情，是十七大报告的精髓之一。深刻认识和把握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改革开放的由来和发展，端正和统一全党的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道路，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那么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什么呢？
所谓前提，就是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事物发展的源泉，规定着、制约着其发展的方向、内容及其程度。如同自然界的生物都有它们生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或自然环境一样，人类社会的事物也有它们生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政治是关于国家及其政党建立和发展的全部大事的总和，政治前提就是导致并决定一种国家形态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这个国家就不会产生，就建立不起来。作为一个国家建立的先决条件的政治前提，就是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和出发点，也是这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行动准则。这种政治前提不仅是各国得以产生和延续的根本条件，也构成了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其中的一切发展进步都是在这一社会政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即对改革开放及其将要实施的基本政策做出了这样一种明确的诠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邓小平指出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必须坚持的前提条件，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因而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和灵魂。无疑，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四个坚持”为“根本前提”的四项基本原则，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就是在“四个坚持”这样的根本政治前提下取得的。
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还深刻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前提”的根本性和整体性。他指出，西方和台湾“集中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2]“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毫无疑义，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它们对于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是得以长成的生命之“根”，是其赖以存活的生命之“本”，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只能在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中才能生成和发展起来；反之，放弃、毁坏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根本前提”，也就是放弃、毁坏了当代中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在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的今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根本前提”一词里添加了“政治”二字，表述为“根本政治前提”，是向全党更鲜明、更突出地强调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根本前提”这一先决条件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品格，是向全党更鲜明、更突出地强调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根本前提”这一先决条件所具有的政治性质及其不可移易的“根本”性，是进一步告诫全党绝不可忽视和忘记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是在“四个坚持”这样的“根本政治前提”下取得的，就是要求全党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此，深刻而清晰地表明了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政治前提为先决条件的，是以四个坚持作为科学发展观的行动准则的，因而科学发展观作为改革开放新阶段的指导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对它们的继承和发展。
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奠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还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的制度，无疑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形成的最基本的国家制度；这些可以称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所阐释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形成和奠定下来的，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之后的历次宪法及其修正案，都对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基础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政治前提的指导和培育下，产生和形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情操，即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这样一系列被称为“基础”的制度，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它们所以被称为“基础”，一方面在于它们是当代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内容和形式，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诞生和建立的宪政体系的核心原则；另一方面，上述基本制度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在改革开放之中，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的基石，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制定各项具体制度的母本和依据，是各方面的具体制度需要不断地建设、改革、创新、完善的出发点和行动准则。因而，胡锦涛总书记才把这样一些由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奠定的基本制度称为“制度基础”。这一“制度基础”与“根本政治前提”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社会环境，从中不断产生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